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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2-09-18阅读次数:来源:国建联信认证中心
核心提示:刘伟说,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有两个指标,一个是GDP,即经济的数量和规模;另一个则是经济的结构和质量,包括就业结构、产业结构等。目前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着双重风险: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又面临经济下行。他说,“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将继续凸显"稳"字,稳中求进的大方向不会改变,但在力度上可能会有微调。”
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,在沿海制造业开工不足、物价水平居高不下、地方债务高企等状况下,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?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到底将走向何方?下一步宏观调控将采取何种方式方法?中国如何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?昨日,北京大学副校长、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来渝做客《北大资源大讲堂》,就上述问题给出见解。
现状: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
刘伟说,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有两个指标,一个是GDP,即经济的数量和规模;另一个则是经济的结构和质量,包括就业结构、产业结构等。
从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上,2011年中国GDP超过47亿元,占全球10%,居第二位,总量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20倍以上,15天生产的GDP超过改革开放初一年的GDP。另一方面,2011年我国人均GDP4000~5000美元,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6倍,但在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22位,居中等。“就经济总量和规模来看,我们国家的特征是九个字"总量大、人均低、数量快"。”刘伟说,从经济结构上来看,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处在调整中,虽然相比改革开放初期,已经转移了2亿农村劳动力,但农村就业结构还占37%的较大比例;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,工业化也步入中后期的全面提速阶段,但目前全国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.3%,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
“因此,无论从经济总量和规模,还是从经济结构上来看,我国都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。”刘伟说。
机遇:关键在未来15~20年
刘伟介绍说,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,进入21世纪中国要分三步走。“2001年至2010年,GDP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7.2%。”他说,到2007年GDP的年增长率已经达到10%,提前三年完成第一个十年计划。接下来的十年,从2010年至2020年,GDP要翻两番,从2020年至2030年,GDP增长4倍,从而基本实现工业化、城市化、信息化、市场化和国际化。
“只要每年达到6%,到2020年中国将有把握实现全面小康;只要每年年平均率达到5%,到2030年,中国将有望达到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。”刘伟说,“未来15~20年,只要能够把握住机遇,中国一定能成为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政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”
挑战:面临中等收入陷阱
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,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中等收入水平,中国就是其中之一。“中等收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两种,一种是成功穿越,成为现代化国家,如日本、新加坡、韩国;而另一种则是经济长期停滞、衰退,矛盾加剧,最后演变成全面的危机,如上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,而最近的则是中东北非危机。”刘伟说。
“对于穿越不过去的这种情况,国际上有种形象的表达,叫做中等收入陷阱。”刘伟说,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三个影响因素:内需疲软、成本攀升、市场化落后。在内需疲软方面,投资和消费的双不足,导致市场萧条、企业倒闭、失业增加,他建议政府进行技术创新和收入分配调整,加大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。
在成本攀升方面,他说,“提高企业竞争力,很多人都强调降低成本,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,劳动力、土地、能源和原材料成本都有不同程度上涨,但降低成本的说法却不能这么简单地提。”他说,“有些成本是不可逆的,比如劳动力成本,也不应该降低。”在他看来,“必须从降低成本转向提高核心竞争力。”
“市场化水平落后,导致资源不受市场而是受到权力的支配,从而导致钱权交易和腐败丛生。”他说,这是许多中等收入水平国家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。
问题:通胀与经济下行压力
刘伟介绍说,目前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着双重风险: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又面临经济下行。“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在为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买单。”刘伟说,目前需要推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,实行两只手的组合拳,刺激需求,扩大内需,活跃市场,带动经济增长。
另一方面,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中国经济开始下行,风险加大,表现在内需疲软和外需出口不景气两方面。“在内需疲软方面,更多的表现在创新力不够,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呈大起大落的急剧波动态势。”刘伟表示,大企业创新力不够,小企业有创新,但没钱,很难获得机会,这直接导致了市场内需的疲软。此外,他还表示,市场化水平的不够直接导致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不够,从而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。“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,缩小高低收入水平差距,这才是解决消费需求的关键。”刘伟说。
调控:“稳中求进”不会变
刘伟说,目前谈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,不在于改变方向和力度,而是要努力完善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,“宏观调控的政策不能随意改动,要保证其民主性、法治性、程序性和科学性。”他说,“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将继续凸显"稳"字,稳中求进的大方向不会改变,但在力度上可能会有微调。”